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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医改”
发布: 2012/6/5 0:46:36 | 作者: | 来源:  | 点击: 485 | 回复: 0

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医改”

最近一段时间里,对医疗改革问题有所争议,有说是“不成功”的,有说是“成功”的,说“不成功”是不负责任的。哪种说法对?前几个月,《中国青年报》对“医改”做了个调查:90%的人对10年来的“医改''表示不满,60%的人认为看病比10年前更难了。群众说“小病拖、大病扛、重病见阎王!”既然是说“医改”是“成功的”,那么有这么多的群众不满,有如此强烈的反映,又作何解释呢?

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说法,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状况远不如现在,很难说是“社会主义”了,但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成就,却可以说是辉煌的。解放前人民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被称为“东亚病夫”。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人民的平均寿命,已近70岁。这个速度,是世界第一的。这当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应当说医疗卫生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在很长时间内,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这是改变中国人民“病夫”形象的一座丰碑!

(一)毛泽东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丰功伟绩。

一,挽救了中医中药。

中国人有史以来,就是用中草药治疗疾病的,就说从神农氏开始吧,也已经近5000年了。历史出现过许多名医和医药巨著。可是自19世纪的后期和20世纪的初期,西医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医中药逐步被淡化了,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当局竟然提出取缔中医,由于遭到中医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结果是不了了之。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的卫生部,一时头脑发热,也曾做出取消中医的决定。毛泽东知道后很为生气,撤消了两位卫生部长的职务,使中医才免遭厄运。

1950年,毛泽东为第一 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为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奠定了正确的方针。中医和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毛泽东倡导中西结合,中医学西医,西医学中医,形成新的中国医学流派。实践证明这条路子是走得对的,它培育出大批这种“结合型”的医生。

195810月,毛泽东在给有关同志的信中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这是有史以来对中医中药最高的评价!其涵义极为深刻:“宝库”者,储藏珍贵物品的库房也,而且前面加上“伟大”二字,说明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宝库”,是值得自豪的。但要“挖掘”、要“提高”。他要求: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并预计到1960年冬或1961年春,就有大约2000名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出现,还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要各地方党委遵照办理。说“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在毛泽东的这一倡议下,各地的学习班很快办起来了,数以千计的“结合型”高级医生培育出来了。

有了这批骨干,中医医院,中医院、校,中医研究所(室)的数量增多了,质量提高了,并且越办越好。这不仅使中医中药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而且大大推动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最近十几年来,中医中药又迅速走向世界,许多国家中医中药的研究,已步入前沿了!

1978年后,有人批判毛泽东的中西医结合创立中国新医药学的指导思想,甚至把它说成是阻碍了中国医药事业的发展,妄图从中医中药方面来否定毛泽东,当然只能是枉费心机了!

二,解决了人民的看病问题。

毛泽东对人民的疾苦一贯是重视的。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19341月,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说,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把“疾病卫生”列人要解决的六大问题之一。革命战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靠帮助群众解决了这些问题。到了抗日战争后期的19454月,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又说:“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新中国建立后,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在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和农村土改问题的同时,解决有关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实行“劳保”、“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

在城市,有劳动能力的基本上都就业了,而就业后就有“劳保”。各人都有自己的单位,而单位都有医务室或医务员。小毛病,就在单位内治,重一点的就到定点医院医疗。

在农村和某些城镇,把分散的开业医生组织起来,成立“联合诊所”,使医务工作逐步规范化,既发挥了医生的所长,又方便了群众的看病。“人民公社”建立后,许多“联合诊所”,都变成了“公社医院”。设备增加了,医务人员也增加了,但还不能适应群众的需要。

1965626日,毛泽东对上海的一个公社“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上批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并说要培养一批“就算本事不大、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婆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的医务人员。”此后,“赤脚医生”在全国迅猛发展。他们大多数具有初中文化,经过短期培训,达到战争年代解放军连队卫生员的水平。他们具有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和普通病的水平。针灸是他们必须掌握的,计划生育、新法接生、爱国卫生运动等,都由他们管起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据有关资料,当时全国有上百万个这样的“赤脚医生”,仅上海郊区就有9000多个!他们是公社社员,参加劳动、记工分,为社员看病也是记分,不受这个费哪个费。他们在减少农村婴儿死亡率和推广疫苗接种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使我国成为率先根除天花和小儿麻痹症等高度传染疾病的发展中国家之一。由于看病不难了,群众少向城市跑,也不去或少去求神拜佛,神汉巫婆失业了!

“赤脚医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引起国际上广泛兴趣与好评。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曾这样评论:“虽然简单粗糙,但行之有效。只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就从35岁增加到68岁,几乎翻了一番。”

约在70年代中期,说要“赤脚医生”穿“鞋子”,这个“鞋子”的涵义,也未见专门解释,用现在的眼光看,大概是要有“文凭”吧!但未见诸于行动。随着“人民公社”的解散,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合作医疗,在全国的覆盖率从95%下降到5%,农村的医疗体系自然瓦解,“赤脚医生”也自然地消失!有些地区,虽然还有乡村医生,但从全国来说,绝大多数农民失去了医疗保障!

三,发动了以除“四害”为主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为贯彻群防、群治,防、治结合的方针,上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亲自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以除“四害”为主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其时,“以讲卫生为光荣,以不讲卫生为耻辱”的标语到处可见。各级领导都把“除四害、讲卫生”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并带头行动。星期天机关干部,带着工具、灭虫药物,到一些“几不管”的地区和“老弱病残”的居民家中,帮助打扫卫生、除害灭病。经过这场“人民战争”,对“四害”作了“歼灭性”的打击。在城市“被带出来”臭虫、农村“被带出来”的虱子,除在某些边远地区外,都被消灭了。这场运动,对群众“除害灭病”和卫生习惯的养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地方,订出了有关制度,选出了检查员进行检查督促。分清洁户、基本清洁户、不清洁户。这种做法坚持了好多年。

毛泽东起初把蚊子、老鼠、苍蝇、麻雀定为“四害”,后有科技人员提出,麻雀吃粮食,也吃害虫,益大于害,于是将麻雀改为蟑螂,这也是“有错必纠”嘛!在用“放大镜”找毛泽东的错误时,这一已被毛泽东纠正的“错误”也被找出来,加以嘲笑,但这场群众运动的深远意义还是否定不了的!当然这场运动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许多地方存在形式主义,一哄而起,,未能把除“四害”的精神长久地坚持下去。

四,用打“歼灭战”方法,消灭血吸虫。

血吸虫病,是长期困扰农民几乎是一种无法抗拒的灾难,受害地区,呈现出的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状。1955年夏天,毛泽东在杭州,为准备一个会议,派人到农村调查,调查人员发现血吸虫病的严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关注,下决心消灭这一灾害。据资料:南方有12个省、市患病者1千多万,受感染、威胁的约1亿人口。19561月,他在杭州的工作会议上说:防治血吸虫要当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1956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多次会议,研究部署,具体落实。从中央到有关省、市、县,都成立了有专家参加的“血防领导小组”,由一主要领导干部任组长。采用群众运动,经过三年的“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奋战,终于消灭了“华佗无奈”的血吸虫!1958630日,毛泽东在得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于71日,“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这一光辉诗篇。

五,禁娼——消灭性病的病源。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涤荡着旧社会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短短几年内,就取缔了在中国已延续了3000多年、解放前发展到“空前繁荣”的“娼妓业”和由此引发的社会性的性病。194911月,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通过了封闭妓院的决议。毛泽东说“这个决议很好。” 随后这项工作就先后在全国展开。

上海解放前,长期是“冒险家的乐园”,妓院数、娼妓数、与城市人口比例数,均居世界各大城市之最。解放前夕,随着国民党高官、流氓地痞的逃亡,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上等妓院相继解散,解放后,尚有妓院800多家,妓女7500多人。还有大量暗娼。195111月市政府下令,取缔残存的妓院。所有的妓女都通过教育改造,并给以治病、就业、安家。有些外国人来上海找不到妓女感到奇怪!

全国性“禁娼”的成功,是一个奇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如此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这一社会毒瘤!从此,社会上的性病也很快绝迹。这件事非同小可,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好评连篇。有些外宾不相信,他们问周总理:“中国真的没有娼妓吗”?周总理出语惊人,“有啊”!外宾惊讶。周总理笑着说“在台湾”!

六,培育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医疗卫生工作队伍。

毛泽东时代,有一支“又红又专”的医疗卫生工作队伍。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在战争年代,他们活跃在战场上和广阔的农村中,新中国建立后,又为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疾病、瘟疫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医疗保障而奋斗。他们的工作目的,是毛泽东19417月,为延安中国医大的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视伤、病员的生命重于自己的生命。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我们的军队,不管驻到那里,卫生员都为求医的群众免费治疗。对被俘的日军伤病员、家属,也照样进行救治。成为美谈的“聂荣臻元帅与日本小姑娘的故事”是典型。救治国民党军的伤病员那就更多了。这就是“人道主义”嘛!古今中外有第二个这样的医疗队伍吗?没有!他们以白求恩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们的座右铭,是他们永不衰退的动力!

以上并不能完全说明毛泽东对我国医疗卫生工作贡献,但仅凭这些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人民为什么越来越怀念毛泽东!有些人一听说毛泽东时代的成绩就不高兴,一听说当时是“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是“百废俱兴”之类的话就兴奋。其实这大可不必,那时不好的说不好,好的就应当说好,这也是实事求是!下决心让现在比那时更好,这才是应有的态度!

(二)“医改”的标准,是有利于大多数人还是有利于少数人?

一, 进一步了解群众对“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和不满情绪。
人民公社解散后和“医改”后,广大人民群众先后失去了毛泽东时代的医疗“待遇”,又面临着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已到了不能承受、不能容忍、天怒人怨的程度。请见:

一副对联:有钱的把你宰死;没钱的让你等死。横批:人民币医院;解放前的官府衙门是“黑漆大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现在医院是“大门虽然是敞开,有病无钱莫进来”;不是“救死扶伤”,而是“见死不救”,不是“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而是“实行冷酷的经济主义”。群众“骂山门”的话则更多了。

虽然不是每个医院都是这样,但这些评语,都是有事实根据的。看,缴不足押金:见义勇为而受伤的勇士被拒之门外者有之;需要急救的解放军军官被拒之门外者有之;被拒收而死在急诊室外者有之。名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药价下降过17次,可是医疗费用却不断上涨,甚至出现住院67天,医药费550万元的天文数字!患者还是死了。更悲惨的是,前不久四川在浙江的民工,因缴不起医药费,在奄奄一息之际,家属含着热泪把她送进火葬场,幸被好心人救助!“医改提前给人送终”,也总是等死了才“送终”吧!把没有“断气”的人就去“送终”,出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实在令人痛心!上世界30年代,江苏省北部某地发生霍乱,看医生每人须20元,穷患者就千方百计地筹足1元,聚集20人,用抓阄的办法,谁抓到“治”字,谁就得救,其余19人只得听天由命了。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啊!政府不管是不奇怪的,人民政府管辖的医院,不断出现这种见死不救的事件,难道可以容忍吗?

医、患矛盾突出,砸医院、打医生的事常发生,甚至有把医生打死的事件。群众违法当然要受到法办,但当局要面对现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类事件?

二,回过头来看一看,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不成功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话是毛泽东说的。“医改”这么多年了,即使说“大方向对头,成绩很大”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问题不少”。现在应当来个“回过头来”,“检验”一下了,譬如你“摸着石头过河”,你“摸”的是个什么东西?是“石头”还是“定时炸弹”?或者是在“瞎子摸象”。要研究一下“过河”的“船”或“桥”。还要研究一下“过江”的问题,“下海”的问题。因为不能“摸着石头‘过江’或‘下海’”的。“过江”、“下海”,要有航标、航线,有船还要选择好的舵手。这就说要研究、制定出一套“医改”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卫生部负责“医改”的部门说,要派人去东欧“取经”,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但愿不要出现上世纪80年初,中方代表团到日本去取“企业管理经”的现象:日方介绍后我方大加赞赏。可是日方却说,这是你们毛泽东“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翻版”!弄得我们的代表好尴尬。不要一味盲目“接轨”,弄不好就如寓言《邯郸学步》那样,去“学”的人本来是会走路的,但“学”了以后反而不会走路了,只好“爬回去”。

有的领导说,“医改”问题不要再争论了。我们认为争论一下没有什么不好,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嘛。从民主角度、走群众路线的角度来说,也应当让大家讨论。在战争年代,军队里还有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这是打胜仗的重要保证。“医改”是事关全国人民的大事,为什么不“民主”一番呢?你不“大鸣大放”可来个“小鸣小放”嘛。不争论,封住人家的嘴,怎么“民主”呢?不要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点来对待群众。

三,“医改”不能搞“国退民进”。

毛泽东办事,都有一个为什么人、为少数人还是为大多数人的问题。他对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总是立足于多数人的。这些年来,某些“经济学家”,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他们鼓吹的“改革”,尽管有许多漂亮的包装,但实际是为少数人牟利。他们发明了“快速致富法”,千方百计地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把少数人的“幸福”建立在多数人的痛苦上。并说 “医改”也要像国有企业那样:“国退民进”。将医院全部或大部变为民营,快点卖,卖得越快越好。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样的后果会怎么样?不须什么“试验”,只要看看解放前群众看不起病的情况就知道了。这对20%“先富起来”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的,医疗费再高对他们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当然,少数医院可以是私营,也不反对私人开设“贵族医院”、“人民币医院”,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只能开设“人民医院”。

四,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仍应在农村。

毛泽东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在农村,这不仅是因为农民人口比例高,历来缺医少药,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仍应放在农村:90%左右的农村人口是无医疗保障的自费群体,37%应就诊的病人没能就诊,65%应住院的没能住院。农村人口的寿命低于大城市12年,婴儿死亡率高于城市2倍,贫困地区则更高。能让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下去吗?“农民穷、农民苦”叫了多年,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从1978年的1343%,下降到2003年的712%。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从1978年的251,扩大到20045~61。没有农民的廉价劳动力、没有农民超负荷的劳动,没有新一代的“包身工”,没有农民的离开土地,没有煤矿工(农民)的血汗和葬身井下,20%的人能这么快地富起来吗?要证明“先富帮后富”不是“画饼充饥”,“先富们”不妨从帮助农民解决看病的问题开始。可是在讨论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时,代表利益集团的经济学家就叫嚷“不能杀富济贫”了!

五,对严重影响人民身心健康的社会性、地区性的病,要不惜一切代价,大力防治。

一是早已绝迹的性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与时俱进”,现在已泛滥成灾。据广东省2004年的统计,全省有纪录的性病患者超过10万。比2003年增加2416%。儿童性病患者,2004年比2003年增加347%。主要是胎传梅毒、家庭感染所致。可是还有人继续鼓吹性解放。陪这、陪那,没完没了。最近又推出“陪睡保姆”(又称上床保姆)。还有人提出设立“红灯区”,让暗娼“弃暗投明”。说这是“招商引资”的需要,“繁荣娼盛”。发展是“硬道理”,其他都是“软道理”。发展需要代价的,牺牲部分女孩,是不可避免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口”的艾滋病,目前全国感染者已达135万人,而且正在向一般人群扩散!

二是血吸虫的“复辟”,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这在人民公社解散后不久就开始出现的。地方政府也花了不少钱,进行防治,可是收效甚微,局势相当严峻。

三是吸毒、贩毒,从80年代开始,其人数就逐步增多,现今已相当严重,绝不能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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