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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出台之前
发布: 2012/6/5 9:39:18 | 作者: | 来源:  | 点击: 547 | 回复: 0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出台之前

陈旭  
[摘 要]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毛泽东出席中央文艺座谈会

  上世纪40年代初,延安的文艺界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亭子间来到解放区并不等于与解放区人民结合。当时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已见端倪,在一次纪念鲁迅的大型集会上,就有人口出狂言,竟然说“我的一支笔指挥两个党”!

  当时的思想倾向主要表现为,首先是脱离群众和实际。这一问题在戏剧的舞台上表现较为突出。除了一些优秀剧目外,更多的戏是从大城市搬来的。中国戏如《日出》、《雷雨》、《蜕变》、《北京人》、《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国》等;外国戏有《钦差大臣》、《伪君子》、《悭吝人》、《求婚》、《蠢货》等。这些戏的上演,对活跃文化生活,开阔视野,交流经验,都是有益的。但问题在于,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太少,直接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更少。剧作家张庚说,有的人“对于活泼生动的边区生活不感兴趣,缺少政治责任感”。

  再就是关门提高,学用脱节。对此,鲁艺校长周扬就谈道:“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严重的。”在鲁艺任教的周立波也说:“鲁艺的院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有农民的场院。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毗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却‘老死不相往来’。整整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去过一次。”而且这种情况,“别的文艺团体里,也不在少数”。

  此外,艺术观点属旧的一套,无非是自我复归,自我表现一类。文艺工作者对工农兵“不熟、不懂”,只好在知识分子圈内找朋友,把创作视为个人情绪的表露,或用工农兵的外衣装饰作品。总之,“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更严重的是政治思想混乱,如认为延安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视而不见从领导到下级,从长官到伙夫,政治平等,团结友爱;认为延安生活“单调”、“枯燥”、“没有趣味”,感觉不到延安那种生机勃勃、歌声朗朗的景象。当时一些文章和作品,明显反映了这种观点和情绪,起到了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作用。大砭沟口有一个告示牌,叫“轻骑队”,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奇谈怪论的小字报。就连《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也发表了一些诽谤共产党,诽谤解放区的言论。在这种灰色思潮中,不少人写了相当数量与党对立的东西,作家刘白羽就回忆道,我自己也不例外,当时我写了两篇小说,都发表在萧军主编的刊物上,可惜现在找不到了。那两篇东西就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情绪,丑化工农干部,膨胀小我,否定现实的。

  对此,毛主席批评说,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说明:“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

  1942年4月间,毛主席给诗人艾青一封信说:“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艾青就去了。毛主席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就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主席说:“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回答:“至少我是爱听的。”毛主席又对艾青谈了一些文艺方针。两天后,毛主席给艾青写了第二封信说:“前日所谈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毛主席还在“反面的”三个字上面加了三个圈。

  艾青没有去收集,或者不大领会什么是“反面的”意见,他只是把自己对于文艺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写成《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一文。初稿写成后,附了一封信,交给了毛主席。过了几天,毛主席再次给艾青致信:“艾青同志,来信并大著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

  这一次,毛主席主要讲了一些关于文艺的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很显然,他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因为在不久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文艺的歌颂和暴露,是他着力阐述的一个问题。艾青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毛泽东的意见,将这篇《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作了认真修订,发表在了1942年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

  毛主席又约请刘白羽谈话,共三次。第一次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提了一些问题,让把议论结果告他。第二次刘白羽作汇报,其中谈到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现不好,起了坏作用,毛主席听后笑了起来。第三次是毛主席向刘白羽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使刘耳目一新,豁然开朗。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还约请在鲁艺任教的五位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到杨家岭交谈。毛主席的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吗?他们几个人都没有回答。毛主席就和大家交谈起来。他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谈到人性问题时,毛主席举例说,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心。

  在延安春夏之交、风和日丽、万物苏醒之时,人民领袖就是如此耐心地约请几十位文艺界人士为“座上客”而促膝谈心,通过这种平等、坦诚和亲切的交谈,使他在不断思考着、估量着和构想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主持。毛主席一进会场后,与会者马上活跃起来。周扬陪同毛主席和大家握手见面。当见到《八路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时,毛主席含笑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他握住一二九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的手亲切地问:“你从前方回来了?”

  毛主席做了关于“引言”部分的讲话。他颇有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当谈到鲁迅“总司令”领导文化军队时,全场响起了掌声和笑声。接着毛主席提出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

  5月23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总司令首先讲话。毛主席作“结论”。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毛主席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明确地解决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由此出发,规定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

  《讲话》范围很广,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大大地发展和丰富了。提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提出了文艺与政治、动机与效果、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等辩证关系,使文艺工作者对这些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讲话》将现代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注: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

毛泽东出席中央文艺座谈会

  上世纪40年代初,延安的文艺界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亭子间来到解放区并不等于与解放区人民结合。当时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已见端倪,在一次纪念鲁迅的大型集会上,就有人口出狂言,竟然说“我的一支笔指挥两个党”!

  当时的思想倾向主要表现为,首先是脱离群众和实际。这一问题在戏剧的舞台上表现较为突出。除了一些优秀剧目外,更多的戏是从大城市搬来的。中国戏如《日出》、《雷雨》、《蜕变》、《北京人》、《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国》等;外国戏有《钦差大臣》、《伪君子》、《悭吝人》、《求婚》、《蠢货》等。这些戏的上演,对活跃文化生活,开阔视野,交流经验,都是有益的。但问题在于,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太少,直接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更少。剧作家张庚说,有的人“对于活泼生动的边区生活不感兴趣,缺少政治责任感”。

  再就是关门提高,学用脱节。对此,鲁艺校长周扬就谈道:“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严重的。”在鲁艺任教的周立波也说:“鲁艺的院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有农民的场院。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毗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却‘老死不相往来’。整整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去过一次。”而且这种情况,“别的文艺团体里,也不在少数”。

  此外,艺术观点属旧的一套,无非是自我复归,自我表现一类。文艺工作者对工农兵“不熟、不懂”,只好在知识分子圈内找朋友,把创作视为个人情绪的表露,或用工农兵的外衣装饰作品。总之,“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更严重的是政治思想混乱,如认为延安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视而不见从领导到下级,从长官到伙夫,政治平等,团结友爱;认为延安生活“单调”、“枯燥”、“没有趣味”,感觉不到延安那种生机勃勃、歌声朗朗的景象。当时一些文章和作品,明显反映了这种观点和情绪,起到了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作用。大砭沟口有一个告示牌,叫“轻骑队”,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奇谈怪论的小字报。就连《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也发表了一些诽谤共产党,诽谤解放区的言论。在这种灰色思潮中,不少人写了相当数量与党对立的东西,作家刘白羽就回忆道,我自己也不例外,当时我写了两篇小说,都发表在萧军主编的刊物上,可惜现在找不到了。那两篇东西就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情绪,丑化工农干部,膨胀小我,否定现实的。

  对此,毛主席批评说,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说明:“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

  1942年4月间,毛主席给诗人艾青一封信说:“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艾青就去了。毛主席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就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主席说:“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回答:“至少我是爱听的。”毛主席又对艾青谈了一些文艺方针。两天后,毛主席给艾青写了第二封信说:“前日所谈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毛主席还在“反面的”三个字上面加了三个圈。

  艾青没有去收集,或者不大领会什么是“反面的”意见,他只是把自己对于文艺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写成《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一文。初稿写成后,附了一封信,交给了毛主席。过了几天,毛主席再次给艾青致信:“艾青同志,来信并大著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

  这一次,毛主席主要讲了一些关于文艺的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很显然,他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因为在不久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文艺的歌颂和暴露,是他着力阐述的一个问题。艾青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毛泽东的意见,将这篇《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作了认真修订,发表在了1942年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

  毛主席又约请刘白羽谈话,共三次。第一次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提了一些问题,让把议论结果告他。第二次刘白羽作汇报,其中谈到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现不好,起了坏作用,毛主席听后笑了起来。第三次是毛主席向刘白羽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使刘耳目一新,豁然开朗。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还约请在鲁艺任教的五位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到杨家岭交谈。毛主席的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吗?他们几个人都没有回答。毛主席就和大家交谈起来。他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谈到人性问题时,毛主席举例说,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心。

  在延安春夏之交、风和日丽、万物苏醒之时,人民领袖就是如此耐心地约请几十位文艺界人士为“座上客”而促膝谈心,通过这种平等、坦诚和亲切的交谈,使他在不断思考着、估量着和构想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主持。毛主席一进会场后,与会者马上活跃起来。周扬陪同毛主席和大家握手见面。当见到《八路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时,毛主席含笑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他握住一二九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的手亲切地问:“你从前方回来了?”

  毛主席做了关于“引言”部分的讲话。他颇有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当谈到鲁迅“总司令”领导文化军队时,全场响起了掌声和笑声。接着毛主席提出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

  5月23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总司令首先讲话。毛主席作“结论”。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毛主席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明确地解决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由此出发,规定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

  《讲话》范围很广,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大大地发展和丰富了。提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提出了文艺与政治、动机与效果、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等辩证关系,使文艺工作者对这些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讲话》将现代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注: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

毛泽东出席中央文艺座谈会

  上世纪40年代初,延安的文艺界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亭子间来到解放区并不等于与解放区人民结合。当时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已见端倪,在一次纪念鲁迅的大型集会上,就有人口出狂言,竟然说“我的一支笔指挥两个党”!

  当时的思想倾向主要表现为,首先是脱离群众和实际。这一问题在戏剧的舞台上表现较为突出。除了一些优秀剧目外,更多的戏是从大城市搬来的。中国戏如《日出》、《雷雨》、《蜕变》、《北京人》、《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国》等;外国戏有《钦差大臣》、《伪君子》、《悭吝人》、《求婚》、《蠢货》等。这些戏的上演,对活跃文化生活,开阔视野,交流经验,都是有益的。但问题在于,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太少,直接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更少。剧作家张庚说,有的人“对于活泼生动的边区生活不感兴趣,缺少政治责任感”。

  再就是关门提高,学用脱节。对此,鲁艺校长周扬就谈道:“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严重的。”在鲁艺任教的周立波也说:“鲁艺的院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有农民的场院。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毗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却‘老死不相往来’。整整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去过一次。”而且这种情况,“别的文艺团体里,也不在少数”。

  此外,艺术观点属旧的一套,无非是自我复归,自我表现一类。文艺工作者对工农兵“不熟、不懂”,只好在知识分子圈内找朋友,把创作视为个人情绪的表露,或用工农兵的外衣装饰作品。总之,“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更严重的是政治思想混乱,如认为延安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视而不见从领导到下级,从长官到伙夫,政治平等,团结友爱;认为延安生活“单调”、“枯燥”、“没有趣味”,感觉不到延安那种生机勃勃、歌声朗朗的景象。当时一些文章和作品,明显反映了这种观点和情绪,起到了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作用。大砭沟口有一个告示牌,叫“轻骑队”,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奇谈怪论的小字报。就连《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也发表了一些诽谤共产党,诽谤解放区的言论。在这种灰色思潮中,不少人写了相当数量与党对立的东西,作家刘白羽就回忆道,我自己也不例外,当时我写了两篇小说,都发表在萧军主编的刊物上,可惜现在找不到了。那两篇东西就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情绪,丑化工农干部,膨胀小我,否定现实的。

  对此,毛主席批评说,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说明:“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

  1942年4月间,毛主席给诗人艾青一封信说:“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艾青就去了。毛主席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就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主席说:“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回答:“至少我是爱听的。”毛主席又对艾青谈了一些文艺方针。两天后,毛主席给艾青写了第二封信说:“前日所谈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毛主席还在“反面的”三个字上面加了三个圈。

  艾青没有去收集,或者不大领会什么是“反面的”意见,他只是把自己对于文艺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写成《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一文。初稿写成后,附了一封信,交给了毛主席。过了几天,毛主席再次给艾青致信:“艾青同志,来信并大著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

  这一次,毛主席主要讲了一些关于文艺的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很显然,他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因为在不久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文艺的歌颂和暴露,是他着力阐述的一个问题。艾青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毛泽东的意见,将这篇《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作了认真修订,发表在了1942年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

  毛主席又约请刘白羽谈话,共三次。第一次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提了一些问题,让把议论结果告他。第二次刘白羽作汇报,其中谈到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现不好,起了坏作用,毛主席听后笑了起来。第三次是毛主席向刘白羽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使刘耳目一新,豁然开朗。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还约请在鲁艺任教的五位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到杨家岭交谈。毛主席的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吗?他们几个人都没有回答。毛主席就和大家交谈起来。他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谈到人性问题时,毛主席举例说,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心。

  在延安春夏之交、风和日丽、万物苏醒之时,人民领袖就是如此耐心地约请几十位文艺界人士为“座上客”而促膝谈心,通过这种平等、坦诚和亲切的交谈,使他在不断思考着、估量着和构想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主持。毛主席一进会场后,与会者马上活跃起来。周扬陪同毛主席和大家握手见面。当见到《八路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时,毛主席含笑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他握住一二九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的手亲切地问:“你从前方回来了?”

  毛主席做了关于“引言”部分的讲话。他颇有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当谈到鲁迅“总司令”领导文化军队时,全场响起了掌声和笑声。接着毛主席提出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

  5月23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总司令首先讲话。毛主席作“结论”。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毛主席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明确地解决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由此出发,规定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

  《讲话》范围很广,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大大地发展和丰富了。提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提出了文艺与政治、动机与效果、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等辩证关系,使文艺工作者对这些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讲话》将现代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注: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

毛泽东出席中央文艺座谈会

上世纪40年代初,延安的文艺界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亭子间来到解放区并不等于与解放区人民结合。当时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已见端倪,在一次纪念鲁迅的大型集会上,就有人口出狂言,竟然说“我的一支笔指挥两个党”!

  当时的思想倾向主要表现为,首先是脱离群众和实际。这一问题在戏剧的舞台上表现较为突出。除了一些优秀剧目外,更多的戏是从大城市搬来的。中国戏如《日出》、《雷雨》、《蜕变》、《北京人》、《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国》等;外国戏有《钦差大臣》、《伪君子》、《悭吝人》、《求婚》、《蠢货》等。这些戏的上演,对活跃文化生活,开阔视野,交流经验,都是有益的。但问题在于,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太少,直接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更少。剧作家张庚说,有的人“对于活泼生动的边区生活不感兴趣,缺少政治责任感”。

  再就是关门提高,学用脱节。对此,鲁艺校长周扬就谈道:“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严重的。”在鲁艺任教的周立波也说:“鲁艺的院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有农民的场院。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毗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却‘老死不相往来’。整整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去过一次。”而且这种情况,“别的文艺团体里,也不在少数”。

  此外,艺术观点属旧的一套,无非是自我复归,自我表现一类。文艺工作者对工农兵“不熟、不懂”,只好在知识分子圈内找朋友,把创作视为个人情绪的表露,或用工农兵的外衣装饰作品。总之,“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更严重的是政治思想混乱,如认为延安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视而不见从领导到下级,从长官到伙夫,政治平等,团结友爱;认为延安生活“单调”、“枯燥”、“没有趣味”,感觉不到延安那种生机勃勃、歌声朗朗的景象。当时一些文章和作品,明显反映了这种观点和情绪,起到了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作用。大砭沟口有一个告示牌,叫“轻骑队”,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奇谈怪论的小字报。就连《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也发表了一些诽谤共产党,诽谤解放区的言论。在这种灰色思潮中,不少人写了相当数量与党对立的东西,作家刘白羽就回忆道,我自己也不例外,当时我写了两篇小说,都发表在萧军主编的刊物上,可惜现在找不到了。那两篇东西就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情绪,丑化工农干部,膨胀小我,否定现实的。

  对此,毛主席批评说,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说明:“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

  1942年4月间,毛主席给诗人艾青一封信说:“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艾青就去了。毛主席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就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主席说:“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回答:“至少我是爱听的。”毛主席又对艾青谈了一些文艺方针。两天后,毛主席给艾青写了第二封信说:“前日所谈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毛主席还在“反面的”三个字上面加了三个圈。

  艾青没有去收集,或者不大领会什么是“反面的”意见,他只是把自己对于文艺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写成《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一文。初稿写成后,附了一封信,交给了毛主席。过了几天,毛主席再次给艾青致信:“艾青同志,来信并大著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

  这一次,毛主席主要讲了一些关于文艺的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很显然,他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因为在不久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文艺的歌颂和暴露,是他着力阐述的一个问题。艾青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毛泽东的意见,将这篇《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作了认真修订,发表在了1942年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

  毛主席又约请刘白羽谈话,共三次。第一次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提了一些问题,让把议论结果告他。第二次刘白羽作汇报,其中谈到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现不好,起了坏作用,毛主席听后笑了起来。第三次是毛主席向刘白羽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使刘耳目一新,豁然开朗。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还约请在鲁艺任教的五位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到杨家岭交谈。毛主席的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吗?他们几个人都没有回答。毛主席就和大家交谈起来。他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谈到人性问题时,毛主席举例说,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心。

  在延安春夏之交、风和日丽、万物苏醒之时,人民领袖就是如此耐心地约请几十位文艺界人士为“座上客”而促膝谈心,通过这种平等、坦诚和亲切的交谈,使他在不断思考着、估量着和构想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主持。毛主席一进会场后,与会者马上活跃起来。周扬陪同毛主席和大家握手见面。当见到《八路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时,毛主席含笑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他握住一二九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的手亲切地问:“你从前方回来了?”

  毛主席做了关于“引言”部分的讲话。他颇有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当谈到鲁迅“总司令”领导文化军队时,全场响起了掌声和笑声。接着毛主席提出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

  5月23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总司令首先讲话。毛主席作“结论”。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毛主席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明确地解决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由此出发,规定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

  《讲话》范围很广,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大大地发展和丰富了。提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提出了文艺与政治、动机与效果、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等辩证关系,使文艺工作者对这些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讲话》将现代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上世纪40年代初,延安的文艺界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亭子间来到解放区并不等于与解放区人民结合。当时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已见端倪,在一次纪念鲁迅的大型集会上,就有人口出狂言,竟然说“我的一支笔指挥两个党”!

  当时的思想倾向主要表现为,首先是脱离群众和实际。这一问题在戏剧的舞台上表现较为突出。除了一些优秀剧目外,更多的戏是从大城市搬来的。中国戏如《日出》、《雷雨》、《蜕变》、《北京人》、《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国》等;外国戏有《钦差大臣》、《伪君子》、《悭吝人》、《求婚》、《蠢货》等。这些戏的上演,对活跃文化生活,开阔视野,交流经验,都是有益的。但问题在于,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太少,直接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更少。剧作家张庚说,有的人“对于活泼生动的边区生活不感兴趣,缺少政治责任感”。

  再就是关门提高,学用脱节。对此,鲁艺校长周扬就谈道:“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严重的。”在鲁艺任教的周立波也说:“鲁艺的院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有农民的场院。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毗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却‘老死不相往来’。整整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去过一次。”而且这种情况,“别的文艺团体里,也不在少数”。

  此外,艺术观点属旧的一套,无非是自我复归,自我表现一类。文艺工作者对工农兵“不熟、不懂”,只好在知识分子圈内找朋友,把创作视为个人情绪的表露,或用工农兵的外衣装饰作品。总之,“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更严重的是政治思想混乱,如认为延安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视而不见从领导到下级,从长官到伙夫,政治平等,团结友爱;认为延安生活“单调”、“枯燥”、“没有趣味”,感觉不到延安那种生机勃勃、歌声朗朗的景象。当时一些文章和作品,明显反映了这种观点和情绪,起到了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作用。大砭沟口有一个告示牌,叫“轻骑队”,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奇谈怪论的小字报。就连《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也发表了一些诽谤共产党,诽谤解放区的言论。在这种灰色思潮中,不少人写了相当数量与党对立的东西,作家刘白羽就回忆道,我自己也不例外,当时我写了两篇小说,都发表在萧军主编的刊物上,可惜现在找不到了。那两篇东西就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情绪,丑化工农干部,膨胀小我,否定现实的。

  对此,毛主席批评说,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说明:“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

  1942年4月间,毛主席给诗人艾青一封信说:“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艾青就去了。毛主席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就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主席说:“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回答:“至少我是爱听的。”毛主席又对艾青谈了一些文艺方针。两天后,毛主席给艾青写了第二封信说:“前日所谈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毛主席还在“反面的”三个字上面加了三个圈。

  艾青没有去收集,或者不大领会什么是“反面的”意见,他只是把自己对于文艺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写成《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一文。初稿写成后,附了一封信,交给了毛主席。过了几天,毛主席再次给艾青致信:“艾青同志,来信并大著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

  这一次,毛主席主要讲了一些关于文艺的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很显然,他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因为在不久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文艺的歌颂和暴露,是他着力阐述的一个问题。艾青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毛泽东的意见,将这篇《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作了认真修订,发表在了1942年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

  毛主席又约请刘白羽谈话,共三次。第一次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提了一些问题,让把议论结果告他。第二次刘白羽作汇报,其中谈到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现不好,起了坏作用,毛主席听后笑了起来。第三次是毛主席向刘白羽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使刘耳目一新,豁然开朗。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还约请在鲁艺任教的五位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到杨家岭交谈。毛主席的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吗?他们几个人都没有回答。毛主席就和大家交谈起来。他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谈到人性问题时,毛主席举例说,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心。

  在延安春夏之交、风和日丽、万物苏醒之时,人民领袖就是如此耐心地约请几十位文艺界人士为“座上客”而促膝谈心,通过这种平等、坦诚和亲切的交谈,使他在不断思考着、估量着和构想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主持。毛主席一进会场后,与会者马上活跃起来。周扬陪同毛主席和大家握手见面。当见到《八路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时,毛主席含笑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他握住一二九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的手亲切地问:“你从前方回来了?”

  毛主席做了关于“引言”部分的讲话。他颇有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当谈到鲁迅“总司令”领导文化军队时,全场响起了掌声和笑声。接着毛主席提出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

  5月23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总司令首先讲话。毛主席作“结论”。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毛主席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明确地解决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由此出发,规定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

  《讲话》范围很广,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大大地发展和丰富了。提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提出了文艺与政治、动机与效果、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等辩证关系,使文艺工作者对这些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讲话》将现代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注: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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