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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早期的新闻实践与毛泽东新闻思想谈起
发布: 2011/10/21 18:46:03 | 作者: 唐维红 | 来源: 新闻与写作 | 点击: 369 | 回复: 0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新闻思想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等一样,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于实践,并在实践中被不断丰富、发展,对今天党的新闻事业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从李大钊、毛泽东至周恩来,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革命先驱们都非常重视新闻宣传,都曾有或长或短、或多或少的新闻实践活动,留下了多方面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阐述和理论。

  毛泽东一生善于运用新闻媒体指导、推动中国革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他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一位卓越的党的新闻工作者。

  “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 

  1921年1月16日,毛泽东在长沙文化书社参加新民学会会友会时,曾明确表示:“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①]

  从进步书刊的热心读者,到较系统地学习新闻学理论,毛泽东真正与新闻结缘是从他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的那段生活开始的。

  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被称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由时任北京《京报》的总编辑邵飘萍向北大校长蔡元培倡议而设立的,蔡元培亲任会长。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新闻学之根本知识,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选题,新闻通讯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可以说,囊括了较完整、较系统的新闻学内容。

  研究会主要集会地点在北京大学文科大楼三楼的第34教室。邵飘萍和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徐宝璜担任导师。当年参加这个研究会的大部分是北大文、史、哲、法等系的学生,也有少数教职员。毛泽东就是经常参加听讲的会员中的一名。

  “五四”运动时期,既是中国人民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运动和文化革命运动时期,也是革命报刊大发展的时期。毛泽东此时的革命活动就与其新闻实践活动紧密相联。

  1919年7月,年仅26岁的毛泽东创办并主编了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机关报《湘江评论》,公开宣布“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为反帝反封建运动大声疾呼,在众多进步报刊中表现突出。

  同年9月,他接受湘雅医专学生会的邀请编辑该校校报《新湖南》,以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为已任,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军伐张敬尧督湘期间的虐政进行猛烈抨击。

  10月,他支持周南女校学生会编辑校报《女界钟》,亲自为该刊撰写数篇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如倡导妇女要在经济上实现独立等,影响波及校园内外。

  11月,他应长沙《大公报》聘请任馆外撰述员。在看了长沙22岁女青年赵玉贞因反抗包办婚姻无果,被迫在花轿中自刎身亡的消息后,毛泽东在13天的时间里陆续撰写了9篇评论文章,对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对当时黑暗的社会制度进行控诉和批判。

  此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毛泽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积极创建湖南自修大学。1923年4月,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月刊,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中国革命问题。

  1925年12月,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创办和主编了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在宣传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方针、消除国共合作思想障碍、团结国民党左派共同对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先后在北京的《新青年》、长沙的《大公报》、上海的《申报》、北京的《京报》、广州的《前锋》等20余种报刊上发表文章。

  在传播先进思潮的同时,毛泽东自己也从一名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②]

  由此可见,毛泽东早期的新闻实践活动异常丰富,从报纸到通讯社,从内刊到校报,从撰写专栏到组织、编辑稿件,甚至筹集资金、发行推广……新闻业界的众多领域都有涉足;消息、通讯、评论等新闻的十八般武艺都运用娴熟。可以说,毛泽东早期的新闻学习和新闻实践为他积累了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也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政治周报》是毛泽东亲自创办和主编的最后一个刊物。在随后的革命生涯中,他依然十分重视新闻工作。土地革命时期,他积极为苏区的报刊撰稿,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领导了《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的出版,还经常为《解放日报》和新华社撰写社论和重要文稿。建国后,他虽然日理万机,仍撰写了许多论述党的新闻事业和宣传工作的讲话和文章,并亲自为《人民日报》等党报党刊撰写社论和评论。

  “毛泽东一生与新闻工作结缘达60余年,持续时间之长,是包括马恩列斯在内的,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难以企及的。”[③]

  重视受众 重视效果 重视规律

  科学理论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又指导发展着的实践。毛泽东新闻思想是毛泽东多年亲自指导和主编报刊的实践的积累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全党多年来革命报刊实践所取得的经验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新闻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要坚持报刊的党性原则。党的报刊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它的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的生活;它的作用是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和群众见面,目的是团结、教育、组织群众,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坚持真实性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真话,不讲假话。要坚持改进文风,反对党八股,提倡文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等等。

  综观毛泽东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我们不难发现,他有三个“非常重视”——

  重视受众。毛泽东在新闻实践中把新闻媒体看作是团结群众、教育群众、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群众是媒体最主要的受众。为此,他非常重视群众的感受、群众的创造,强调要坚持依靠群众办报。“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④] 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这是对党的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要求。

  重视效果。“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⑤]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对牛弹琴”一词有不一样的评论——“‘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⑥]

  为此,毛泽东反对党八股,鼓励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间,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⑦] 他鼓励创新,鼓励学习群众中生动的语言,甚至学习外国的先进的东西。“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⑧]

  重视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重视新闻规律是毛泽东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如在指导《时事简报》的编辑工作时,他制定了先本地、后国内、最后才是国际新闻的编排次序,体现了新闻价值中的接近性原则。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更是他一直强调的。毛泽东在当年新闻研究会聆听邵飘萍、徐宝璜讲演时,对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就有了基本认识。邵、徐二人特别强调报纸所登的新闻“第一要确实”;“所谓新闻者,非闭门捏造之消息,非以讹传讹之消息,非颠倒事实之消息,亦非明日黄花之消息”;新闻应“丰富而正当,使阅者不出屋而知天下之大事”;“据实登载,和盘托出,造成正确之舆论”;“访员不可受贿,为他人隐藏事情,或于编辑时颠倒事实”;“访员编辑之格言,第一为‘信’字”。[⑨]

  毛泽东在1925年12月5日为《政治周刊》撰写的《发刊理由》中明确宣布——“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⑩]

  正是因为重视受众、重视效果、重视规律,党的新闻事业逐步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成为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革命成功、促进经济发展、引导人民思想、培育社会风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科学的理论不应是一成不变的,科学的理论应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今天重温毛泽东的新闻实践活动,学习毛泽东的新闻理论,不能脱离今天国内国际的社会实际,不能脱离媒体变化发展的现实环境。
 
  离基层越近 离真理越近

  下面着重谈一下新闻规律中最重要的真实性问题。新闻是历史的纪录,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关乎着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和生命力,关乎着党的新闻事业的形象和未来。

  目前,全国新闻战线正在开展“杜绝虚假报道、增强社会责任、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专项教育活动。重温毛泽东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有助于我们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增强本领。

  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是共产党人的党性要求。列宁指出“我们的力量在说真话!”他说:“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而群众、人民、大众将在事实上即在斗争后作出究竟有没有力量的解答。”[11]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也专门强调要讲真话。他说:“那一天我说过,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12]

  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是一种态度。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创造者,力量来自于人民,智慧来自于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也来自于人民。“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党长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苦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只有真诚地与人民群众交朋友,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请教,寻找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鲜活的实践与创新,新闻事业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是一种能力。客观世界是纷繁复杂、发展变化的。要从中挖掘有价值的、真实的新闻,需要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本领。从原则上说,新闻采访就是调查研究。“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该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而毛泽东正是调查研究的大家、行家。他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3] 何为正确的调查?“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14] 如何对待调查来的资料?“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和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15]

  从目前的实际状况看,虚假新闻久治不愈,固然与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大环境有关,但媒体自身存在的种种主观因素同样不容忽视。有些媒体的负责人对新闻真实性原则不以为然,掉以轻心;一些记者编辑采编作风浮躁、浮夸、肤浅。通过互联网搜索信息的多了,深入一线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少了;对名人富人的追捧多了,对弱势群众的关注少了;粘贴整合素材的多了,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弱了。

  新闻是跑出来的。人民日报社前总编辑范敬宜曾告诫新闻学子:“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虽然现在信息手段十分发达,利用信息工具了解和掌握情况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方式。但无论信息技术多么发达,传播渠道多么丰富,媒体人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追根溯源、追求真理、追问真相的本领不能丢。

  但总体来看,我们还未建立起对虚假新闻刚性的、长效的追查、问责、监督、惩戒机制。尊重事实,坚持真理,杜绝虚假新闻,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今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推出全新栏目《求证》。旨在针对各类争议新闻、疑点事件进行报道,力求通过严谨核实与深入调查,澄清事实、还原真相、回应关切、阻击谣传,促进和谐,提升公信力。至今已推出《郑东新区是不是“空城”》、《钱云会之死—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宫小村调查—残害儿童硫酸泼脸不是事实》等报道,聚集当下网络世界中被广泛质疑、争论的新闻事件,用翔实深入的记者调查,对一些不实的传闻给予澄清和反驳,对还原事实真相起到了推动作用。

  求真务实是党报的品格,帮助公众辨真伪、明是非,是媒体的职责。希望能有更多的媒体和媒体人加入到“求证”的队伍中,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发扬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兢兢业业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在打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方面、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为人民网副总裁)

  [①] 《毛泽东新闻活动》(增订本)P74,潭一著。
  [②] 《西行漫记》第131页。
  [③]见方汉奇为《毛泽东新闻活动》(增订本)一书所写的《增订本序》。
  [④] 1943年11月29日《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3页。
  [⑤]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877页。
  [⑥] 1942年2月8日《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6-837页。
  [⑦] 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99页。
  [⑧]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83页。
  [⑨] 《毛泽东新闻活动》(增订本)P12,潭一著。
  [⑩] 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22-23页。
  [11] 《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7月第1版,第283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49页。
   [13] 1931年4月2日《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的土地状况的通知》,《毛泽东文集》第267-268页。
  [14] 1941年9月13日《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63-64页。
  [15] 1941年9月13日《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6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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